国民党上将韩复榘被枪决后，他的妻子带着孩子颠沛流离，国民党战败后她带着孩子选择留在了大陆，而后她写信向国家申请要回自家的房子，得到的答复让她感动不已。 1952 年深秋，北京弓弦胡同的风卷着落叶，扑在高艺珍租来的小院门上。 她握着那支用了十几年的钢笔，在信纸上写下 “呈北京市人民政府” 几个字时，手微微发颤。 信里没提韩复榘的名字，只说 “民国年间在弓弦胡同有祖宅一处，现为公房，恳请归还以安家用”。 窗外，次子韩嗣燠正帮邻居修理自行车，叮当的敲击声里，藏着这个家庭最朴素的期盼。 这处宅院，是 1930 年韩复榘刚任山东省主席时买下的。那时他春风得意，在北平买下这处三进的四合院，给高艺珍和孩子们住。 长子韩嗣燮在这里启蒙，次子韩嗣燠在这里学会拉二胡，院子里的那棵海棠树，还是高艺珍亲手栽的。 1938 年韩复榘被枪决后，国民政府以 “逆产” 名义查封了宅院，高艺珍带着孩子逃离济南时，只来得及带走几件棉衣和孩子们的课本。 从 1938 到 1949，这十一年的逃亡路，高艺珍记不清换了多少地方。在河南漯河，日军飞机轰炸时，她把四个孩子压在身下，自己后背被弹片划伤。 在陕西西安，靠韩复榘老部下闻承烈接济的一千大洋，勉强租了间土房，冬天没煤烧，就和孩子们挤在一床被子里。 在香港九龙，为了给三子韩嗣烽治病，她变卖了韩复榘留下的最后一块怀表 —— 那是冯玉祥当年送他的，背面刻着 “同心报国”。 1945 年日本投降，她曾回北平找过这处宅院，那时国民党接收大员说 “韩复榘是战犯，房产充公了”。 她只能在胡同口徘徊，看着自家院门被贴上 “敌伪产业” 的封条，泪珠子掉在青石板上。 1949 年北平解放那天，韩嗣燠穿着解放军的军装回家，手里拿着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》。 “妈，上面说‘凡属国民党政府官员私人财产，经查明确非贪污受贿所得者，应予保护’。” 高艺珍看着布告上的字，想起 1947 年在上海，国民党官员要她交出仅存的首饰 “支援戡乱”，两相一比，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烫了一下。 韩嗣燠那时已参加解放军，随部队南下作战，临行前对她说：“妈，留在大陆吧，新政府讲道理。” 她点了头，不是因为相信什么，而是累了，不想再逃了。 在北京安定下来后，高艺珍靠着给人缝补衣服维持生计。三子韩嗣烽在交通部门当学徒，小儿子韩嗣蟥在小学读书，长子韩嗣燮因父亲被枪决受了刺激，精神不太稳定，住进了疗养院。 日子清苦，可夜里能睡个安稳觉，不用再听枪炮声。只是每次路过弓弦胡同，她都忍不住多看几眼那座宅院。 那里有孩子们的童年，有她和韩复榘刚结婚时的样子，虽然那个人犯了错，可家总是家。 信寄出去后，高艺珍忐忑了二十天。她怕政府还记得韩复榘的旧账，怕那句 “战犯家属” 的帽子永远摘不掉。 直到那天，两个穿中山装的干部找上门，手里拿着公函。 “高艺珍同志，” 为首的干部称呼她 “同志”，让她心里一暖，“经查，弓弦胡同宅院确为韩复榘私产，非贪污所得。 根据政策，予以发还。” 公函上还写着：“韩复榘历史问题已有定论，其家属按普通公民对待，享有合法权益。” 高艺珍接过公函，手指抚过 “合法权益” 四个字，突然哭了。这些年，她听够了 “汉奸老婆”“战犯家属” 的骂名。 在香港时连租房子都要被房东盘问，如今新政府不仅还了她房子，还称她 “同志”，承认她是 “普通公民”。 那天下午，她带着孩子们走进久违的宅院，海棠树还在，只是枝桠枯了一半。 韩嗣烽爬上梯子，把院子里的杂草清理干净；韩嗣蟥在墙角发现自己小时候埋的玻璃球，高兴地喊 “妈，你看”。 高艺珍坐在台阶上，看着这一切，觉得心里那块被多年委屈压着的石头，终于落了地。 后来，高艺珍在这处宅院里住到 1957 年去世。临终前，她拉着韩嗣燠的手说：“别忘了政府的好，好好干活。” 韩嗣燠后来在兰州电力技工学校当老师，一辈子兢兢业业；韩嗣烽成了交通部门的技术员，参与了多条公路的修建。 韩嗣蟥长大后留学奥地利，每次回国都要去弓弦胡同看看，说 “这里是根”。 那封答复公函，高艺珍一直压在箱底，上面的字迹虽已褪色，却像一道光，照亮了一个家庭在历史转折中的命运。 它让高艺珍明白，一个政权的温度，不在于如何对待胜利者，而在于如何对待失败者的家属 —— 不株连、不歧视，只论是非，只讲法理。